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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敬雷

年年年过,就好像日子天天过一样,一切都周而复始地轮回。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是和父母姐姐妹妹在自己家过年,后来长期在外面学习、工作和生活,也就在北京、广东和上海等地过年,偶尔还回湖南家乡和父母姐妹过年。五十年来总的感觉是,在故乡过年比较有意思!

在家乡城步县过年,人情味更浓,年味也更浓,县城的人们跟乡村的人们一样,把过年看得很重要,各家各户不管贫富,都尽心尽力认认真真过年,谁也不嫌麻烦,谁也不嫌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震耳欲聋的响音接连不断,空气中弥漫着鞭炮的硝烟味,大家虽然忙忙碌碌,但方寸不乱,都按规矩来,办年货既不铺张、奢侈,自己心里有数,量力而行,也不装阔、显摆,毕竟乡里乡亲,街坊邻居,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彼此心照不宣,不互相攀比。

相比之下,大城市里过年,年味很淡,过年的气氛主要在电视节目里。记得我在杭州读研究生期间,有一年独自一人在学校过年,不知道杭州的风俗习惯,刻意打听了解才知晓这里的人不喜欢别人到自己家里来拜年,打个电话拜年就可以了。我原本打算登门给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导师拜年,差点成了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里熟人朋友之间不兴上门拜年,自己一家人关起门来过年,不和别人来往,除了血亲关系走动之外,有的地方如上海,连春联都不贴。我不知道这是所有城市里的人过年的习惯,还是杭州人、上海人的特例?档次更高级的家庭如何过年,我更不得而知。

在县城儒林镇过年,头等大事就是拜年。

大年三十除夕夜,好吃的东西全部摆上桌,全家人围着桌子坐,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没有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我家过年,不但有物质享受,还有精神生活,在子女面前不苟言笑的父亲变得和颜悦色,会让我们五个子女轮流表演节目,自己也会唱上几句革命样板戏里面的词曲,这就是我们的“家庭春晚”!母亲同时会把早已经准备好的压岁钱发给我们五个子女,虽然金额不大,却必须是崭新的钞票,我们欣喜,激动,接受以后收藏好,一年都舍不得花!

三十夜晚不但不能守岁,还得早早上床睡觉,大年初一凌晨四五点钟全家人都得起床,父母和孩子都穿上各自的新衣裳。团圆饭必须赶在别人来家里拜年之前吃完,如若正在吃的过程中,外面有人来到,即被认为是被“打破了”团圆饭,是不吉利的事情。所以,每年正月初一的年饭必须吃得早,每当我们家刚刚吃完饭,天才蒙蒙亮,很快就有人高喊着“拜年咯!”进入家门,可以推想,来客年饭吃得也是很早的。

只要有了第一拨人来拜年,父亲就会命令我们子女去给人家回拜,以及主动给一些特定的人家拜年。父亲以往是自己亲自出发,花一个上午的时间走一圈,该去的地方都去到,一个也不拉下。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差了,就改为由子女代替,但是有个别的人家,他还是亲自出马。他似乎对这套程序十分重视,而且行动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在县城里的头些年,我家没有修房子,住在单位的房子里,过年打扫卫生也比较容易,也不需要特别修饰,只要把房子里面收拾干净,布置整洁就可以了。我上研究生以后,父母在县城儒林镇狮子山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每当过年,楼房需要我和姐姐妹妹里里外外打扫,擦桌子,擦椅子,擦玻璃,擦窗户,庭院大门和客厅大门都要张贴春联。

我高中毕业之前,没有太多社交的责任和义务,基本足不出户,过年没有给任何人拜过年。别人到我家来拜年,父亲和母亲负责接待。我偶尔跟父亲去给他的重要朋友拜年。记得有一年,我们父子俩走很远的路到位于县城边上的县委党校去给一个老乡兼领导拜年,那时候县城没有公交车,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只能徒步行走。我走得很累,忘不了的是父亲给别人拜年的诚意。

考上大学以后,我回家过年,开始给几个对自己考大学有过重要作用其实也是重要课程的任课老师或者是对自己态度比较好的老师拜年,另外也给自己的要好的同学拜年,范围逐步扩大到曾经碰面不说话、说话即脸红的女同学,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清规戒律。反正不管给谁拜年,我从未提过礼物,因为家里也并无多少可以往外拿的富余东西。

中国是个官本位社会,这在经济落后的内地小县城更是非常明显,当官和不当官有天壤之别,到了过年,那些当官的家里一定门庭若市,去那些人家拜年的人络绎不绝,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得求他们办事。

相比之下,老师家则门前冷落鞍马稀。父亲只是县城初中的一名普通老师,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属于中等偏下。每年过年,父亲对上门拜年的人格外在意。不管是谁来拜年,他都很讲礼性,吩咐我们子女放鞭炮,端茶,递烟,请来客吃糖、瓜子、花生、水果;若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或者是他喜欢的人物来了,他更是热情接待,礼数周全,慷慨大方,除了上述常规招待之外,一定挽留客人吃了甜酒粑粑(甜酒煮糍粑或者汤圆);若是他最看得起的人来了,就是最高规格招待,留对方吃饭,好酒好菜款待。让我们子女都眼红嫉妒,父亲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好啊?

来家里拜年的人主要有几大类,一类是街坊邻居,这是浅层次的交往,大家互相之间都是走一圈,在别人家坐几分钟,只吃点花生瓜子,连一杯水都不喝就离开,速度快,时间短,只要人到了,礼节就到了;一类是父亲不同时期教过的年龄大小不一的学生,他们有的在外面工作求学,有的在本地有一官半职,都是父亲的贵客嘉宾,这是拜年的重要人员,父亲一改往日的严厉,和蔼可亲,客客气气,与平素在我们子女跟前的作风大相径庭;一类是父亲往昔师范学校的几个同学,与父亲的年龄相仿,都从外地来到城步县,扎根工作一辈子,父亲把同学视为亲兄弟,很讲义气,很够意思,然而老同学却并不见得有情有义;一类是父亲单位的同事,这类人偏少,大概是因为父亲性格耿直,对不合理的事情好提意见,说话容易得罪人;一类是父亲老家武冈的兄弟侄儿,父亲把他们尤其是同胞兄弟四叔看得很重,竭自己所能关照和帮助他们,母亲招待这些亲人丝毫也不敢怠慢,生怕父亲不满意、不高兴。

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给重要的人拜年一定要携带礼品。父亲每年也会收到多多少少的礼品,基本上都是酒、糖、水果和保健品,并不十分贵重,一是因为父亲并非领导干部,二是因为城步人本来不富有。父亲却喜形于色,很知足了!他把礼品都放在他睡觉的那间房子里,把有些好东西放在柜子里,常常打开柜子门一一清点查看,嘴里不停地对母亲诉说、吩咐、交待,因为礼尚往来,人情是要还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父亲为了帮我搞好人际关系,会拿出过年他收到的礼品让我又送出去。我在北京读博士,每年寒假回家过完年,必定千里迢迢地从家里携带礼物去给导师拜年,那份献给导师的进贡品就是父亲来之不易的人家拿给他的拜年礼品。导师一概照单全收,还不需要按照我们小县城的规矩那样回赠礼物,不需要请我吃饭,接受学生的孝敬心安理得。大城市的人原本就比小地方的人情感淡薄,比小地方的人吝啬。中国人平素烧香拜佛,祈求的是得到保佑,我孝敬导师却不求回报,更何况有些导师情感原本也很冷漠!

因为过去家庭经济拮据,父母没有钱回老家省亲,也因为我们子女都在读书考大学,不允许分散读书学习的精力和时间,加之父亲历来把子女的学习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我从小到大从未走过任何一门亲戚。自打我考上大学,父亲一改闭关锁国政策,开始带着我走亲戚,有好几年我随他回老家洞口高沙和武冈南桥拜年。

回老家拜年是一件很快乐之事,除了可以品尝美味佳肴以外,还可以享受浓郁的乡情和亲情。

高沙镇是母亲的故乡,又是祖母的故乡,二姐还在那里工作过几年时间。镇上有父亲的姨妈和舅舅,镇下面的南泥乡牛江村是我外婆和舅舅家所在的地方。牛江村俗名牛江桥,让我想起了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童谣。牛江村很贫穷很落后,生活条件很差,虽然还不算是典型的穷山恶水,但是农民过的日子很苦,自然没有儿歌里唱的那般美好。记得有几个春节父亲带着母亲、我和小妹去外婆家拜年。我亲眼目睹和体验到了村里农民的生活,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当地的现状与变化。我觉得,如果牛江桥的村民们都过上了小康日子,应该说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基本上就进入幸福生活,中国就真的发展了,离实现现代化很近。

高沙镇居民的生活状况也让我失望。四姨奶和舅爷爷家,简直就是个贫民窟,黑不咙咚,让人无法进去,无法立足,无法安坐。父亲是一个看重亲情的人,每次去拜年,会在四姨奶家吃饭,甚至住一宿,真是不容易!我觉得难以忍受,只是跟父亲在一起也就无所谓了!后来我们可以住在二姐家,二姐二姐夫两口子是镇上中学的教师,住在学校里面,生活条件当然好多了!

武冈市南桥乡是父亲的故乡,父亲在家排行第二,因为大伯父早已不在人世,父亲成了我们这个大家族中的男性年长者。按规矩,年龄和辈分小的亲属得来给年长者和长辈拜年,每年老家都会来一大堆人给父亲拜年,都是父亲的弟弟和侄儿,虽然父亲一直和四叔亲,但是后来渐渐地也与其他同父异母的弟妹们来往多了,我觉得本该如此,不该分亲疏,厚此薄彼,毕竟大家是同一个爹生的。事实上我家一旦有事,大伯家和其他几个叔叔帮忙出力不少。血浓于水,亲人团聚,热热闹闹,父亲也满意,只是那么多人吃和喝全要母亲一个人操持,最辛苦的人肯定是她。后来父亲老了,身体又差,基本上不出门拜年,近的四周邻居都不走动,远的老家就更加不会回去。

我到了三十多岁,一直没有找着合适对象,没有结婚成家,父亲对我的意见和火气越来越大,分别在两个春节里头包办我的婚姻,头一次是订婚,第二次竟是结婚!还强逼着我去外地给已经定亲的女方家拜年,这真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还有好几个年头,因为婚事没有着落,无法向父亲交差,不敢回家,我就东躲西藏地在外地同学朋友那里过年,当然也就没有拜年的事情了。

后来我终于结婚成家而且生子,不能像往昔单身那样自由自在地走亲访友,有些年是想回家过年却回不去。有些年父母亲没在自己家过年,而是在长沙或者贵州的姐妹家过年,我没有必要回家过年。有些年是必须跟着老婆去和她的娘家人一起过年。在妻子娘家过年和拜年,我完全是局外人,没有轻松和快乐,没有亲切和温暖,只有沉甸甸的压力和负担。

年春节前夕,父亲病重,正月初三去世。这个年过得心惊肉跳,疲惫不堪!庆幸的是父亲丧事办得还比较顺利。

没有了父亲,母亲从此不在自己修建的房子居住,一直在我们五个子女家轮流住,老屋空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住,一片荒芜。如今,每年春节回不回家乡,回家乡以后住在哪里,都成了问题。我若回故乡过年,只能要么住在大姐家,要么住在大妹家。

父亲不在了,我常常在心里怀念他,但从此我回家乡过年,便有了走出家门的机会和自由,可以和家乡昔日的中学同学相互拜年,吃饭、喝酒、唱歌、聊天,这种人际交往在过去父亲严厉干涉和管制之下,都是不可能的,我去哪里和谁交往,都得他批准,我的一切行为活动都在他的严密掌管之中。如今这一切不复存在。我真正感受到了回家过年与人交流的快乐,没有了被关在家里与世隔绝的孤独与郁闷!

改革开放前,只有过年才有好吃好喝,只有过年才有新衣裳,只有过年才有压岁钱。大家都盼着过年!如今无论城乡,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吃穿不愁,请客送礼和发红包都是平常事,大家都觉得天天都过年,过年还有什么吸引力?过年的气氛和味道在哪里?

在我看来,只有在故乡城步县儒林镇那种地方,亲朋好友相互拜年,才能真正体会过年的乐趣,才不会冷清、单调、孤独和狭隘,才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情感,才能觉察到过年的魅力、充实和意义,才能产生精神上的愉悦和心灵上的满足,这恰恰是紧张忙碌的城市生活所缺乏的。哪怕是在县城这种小地方,一年到头,大家各忙各的,难得见面,更难得到家里来坐一坐,聊一聊,喝喝茶,吃吃饭,登门拜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定比打电话、用手机发一大堆好听的祝福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要让人心里温暖、感动、兴奋和亲切得多!

现如今大家都觉得生活需要仪式感,拜年则是中华民族祖辈相传的过年表达爱情、亲情和友情的隆重仪式。我想,这大概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包括我在内,每年总要费尽周折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家园过年的原因吧!

来源:苗乡城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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